印尼商帮 上海滩转身

都说中国的生意人懂政治，但如果你和上海滩上的印尼商人深入地打上几次交道，或许就会发现，这些印尼商人，似乎比中国本土的商人更为深谙“政商之道”。

这还不是个别现象，而是群体性的特质，也正是由于这样的特质，这些印尼商人，在中国拥有了稳固的生存空间。他们专做木材生意，善于借中国内地市场东风发家。

上海滩上的木材帮

上海滩上经营已10年的印尼商人郭绍兴的经历，也就是其他在中国的印尼商人的故事脚本，他们正在进行一场自我革命。

13岁时的郭绍兴，已经成为印尼一艘渔船的船老大，在风浪中搏斗了四年后，开始闯荡新加坡，曾成为新加坡房地产经纪界的一颗新星。

但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他损失惨重，企业几乎从头再来。一番思考之后，2000年他开始进入中国市场，这次主要做的是木材生意。

彼时中国的地板企业正在兴起，实木地板正在走红，被看做是高档、有品位的代名词，而实木地板的木材从哪里来？主要就是来自印尼。

地板行业的人士都知道，中国本地产的木材只有松木，而被中国人看中的红木主要来自热带地区，起先最主要的进口国家就是印尼，印尼的木材几乎占了当时中国实木地板木材原料的80%。而郭绍兴当时即瞧准机会，投身印尼木材出口行业。

郭刚来中国的时候，在中国长期做木材生意的印尼人还很少，由于生意兴旺，吸引来一批郭绍兴家乡的人来淘金。在郭绍兴的成功鼓舞之下，很多印尼商人也加入到了销售木材的行列，他们有些拥有木材经营经验，有的则对这一行完全不通，比如搞建筑的、搞金融的，最多的时候，光是郭绍兴认识的木材业同胞就有30多人。

2002年，郭绍兴决定做一个大的项目，投资3000万美元，在安徽开设一家木材生产厂。郭绍兴的决定一呼百应， 其他7个印尼商人也决定和他一起到安徽投资，郭和这7个印尼商人各有分工，有的出钱，有的搞机器设备，还有人专门跑当地政府的关系，试图拿到一部分贷款以及供砍伐和造林的土地使用证。但最终铩羽而归。

“你可以叫我‘印尼木材大王\’，因为当时只要是中国有名的地板企业，都和我打过交道。”郭绍兴生意兴旺的时候一个月能批发200个货柜的木材。这是个不小的数目，20尺长的货柜每一个都能装几十立方米的木材，一天多的时候光现金(当时做生意基本上都用现金)就能收上来一二百万元。

直到2003年之前，郭绍兴一直很赚钱。事实上，由于印尼在木材资源上占有优势，很多印尼商人都是通过做木材或者和木材有关的生意赚取了第一桶金。印尼的森林总面积为1.2亿公顷，森林覆盖率为67.8%，不仅如此，印尼盛产各种名贵树种，如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的铁木、努沙登加拉的檀木、爪哇和苏拉威西的乌木和柚木。因此通过和中国做木材相关贸易而获利丰厚的大有人在。

陈林代是郭绍兴当时的一位合作伙伴，他在郭绍兴的影响下，也在中国从事木材生意。两者不同是，郭绍兴当时主要做原料木材的进口生意，而陈林代则是将木材原料在印尼加工成三合板，然后出口到中国。上个世纪末以及21世纪头几年，国内还不能自己生产三合板，当时大量三合板从印尼进口。因此，陈林代和他的印尼大地集团收获颇丰。也正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两人的缘分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印尼街”。

在2000年到2003年，郭绍兴通过向中国出口木材赚了不少钱，但是好景不长，木材销量在这以后迅速下滑。这让他走到十字路口：该怎么转型？

那个时候，印尼商人对中国的木材出口几乎都出现了瓶颈，曾经享受木材生意厚利的印尼商人不约而同地遇到了这样那样的烦恼。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实木地板的概念在中国不再像原来那样吃香；另一个是印尼和中国的贸易越来越透明，竞争白热化，利润大幅下滑。

在转型的关口，郭绍兴利用陈的活动能力，获得了印尼政府和民间各种资源的支持。

当郭绍兴在上海最繁华的徐家汇开办印尼专卖店——“印尼街”时，印尼贸易部、印尼中国总商会、印尼家具协会、印尼曼底利银行以及印尼航空公司都派来了负责人参加，印尼＊＊＊也排练了专门的舞蹈参加演出。

“印尼家具协会是印尼当地最大的行业协会之一，也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他们有上千家企业会员，其中一些也把产品拿到我这里展出销售。”郭绍兴说。

但是郭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印尼的家具大厂更希望产品能成集装箱销售，就像销售到日本和欧盟一样，可是由于印尼街目前的销售还达不到这样的规模，因此，印尼街的供应商中，这些印尼的家具大厂越来越少了。

当然，一些小的供应商则比较愿意和郭绍兴合作，到中国市场淘金。在印尼一些著名的城市，比如三宝龙、泗水等地，郭绍兴都有一些合作企业。这些企业的产品，比如木雕，往往放在郭绍兴的商店里代售。

在“转身”的关口，郭绍兴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政商之道。

多赢之道

拥有100多亿美元资产的印尼首富陈江和，从来都把政治利益放在首位。陈江和有一个著名的“三个有利”原则，他曾经亲口解释说，他办企业无论做什么事、从事什么行业，都要满足 “三个有利”原则，即先要对政府有利，然后要对当地的人民有利，最后才是对企业有利。

陈江和进一步解释说，如果办企业只对自己有利，对人民没有利，对政府也没有利，是一定办不久的，因为如果没跟老百姓打成一片，到印尼国内动乱时期就很难生存。“三个有利”原则被陈江和看做商战求胜的法宝。

印尼中国商会会长洪培才也认为，印尼企业家在海外做生意很重视和政府配合，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们长远的生意眼光。例如，在上海专做木材生意的郭绍兴，就是将政府考量因素放在第一位。

郭绍兴在中国的第二次创业，就是选择在上海最繁华的徐家汇开办印尼专卖店——“印尼街”，专门推广和销售印尼的手工家具和各种手工装饰品，这个想法，曾被郭的一些朋友所质疑：自己出钱向中国市场介绍印尼的手工产品，这应该是政府的事，私人企业为什么要承担这样的风险呢？

郭的想法是，满足印尼政府想把印尼土特产品销售到国外、带动国内手工业发展的想法。正是因为郭绍兴的这条“印尼街”，印尼贸易部第一次在中国设立长驻机构，决定向中国市场推广印尼的手工艺品，而选址和协调均由郭绍兴来负责完成。

郭绍兴坦言，大多数印尼商人都有一个普遍的想法：做生意，不仅是赚钱，还要能帮助政府才能实现双赢。

这并非一个单独现象，很多印尼商人都有这样的特点，这也许是在特殊环境下被迫培养出来的习惯。印尼政局非常动荡，国内各种摩擦不断，企业经常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经历各种磨难以后，印尼的企业家总结经验认为，办企业光是考虑自己的发展是不行的，如果不能让自己的国家受益，得到政府的支持、人民的拥护，在发生困难的时候就会遭殃。只有把政府和当地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企业才能长久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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